《方方日记》德文版上市，全面起底参与者，看他们有何居心？

综合报道：童金

在中国和一些海外中文自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方方日记》，在德国已经于5月30日悄然上市。6月5日，有朋友在慕尼黑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书架上堆满的新书。这比原来预告的出版时间提前了几天。

《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轩然大波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德文版用的书名与英文版相同，是《武汉日记》（Wuhan Diary），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方方日记》，而德文版的作者名字为 Fang Fang。

6月5日，慕尼黑一家书店里的新书

当两个月前，确切地说是4月7日，《方方日记》的英文版和德文版要出版的预告在亚马逊网站上发表后，自媒体中可是炸锅了。反对与支持的意见，针锋相对，争斗起来可谓刀刀见血。

4月7日，亚马逊（Amazon）网站上的预告。请注意，这个封面上的颜色和文字，后来有改动，这个封面一周后被撤下了，请看后面的说明。

后来，一家自媒体在网上做了一个民调，请网友对下面的问题作出自己的选择：

截至到4月24日民调的结果。支持方方的人占据大多数

上面的这个民调，显然对方方有利。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其他相关的民调结果。如果有读者发现的话，请告知。

指责方方的人有不少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方方日记》的英文版与德文版的出版，是西方反华势力精心策划的一个攻击中国的事件，否则此书不可能在3月25日方方的最后一篇日记发表之后10多天，就会出现英文版和德文版。参与此书翻译和出版的人，都是敌视中国的人。

故此，一些自称是“爱国者”的人士，不仅对方方口诛笔伐，还采用了法律手段举报方方。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举报毕竟还是“文攻”的方法。

还有一位名为“雷雷”（因被徐晓东打倒在地而著名）的练习太极拳的人，号召习武的人去围攻方方。按照常理来说，让武林的人去声讨一个不会武功的、年过六旬的女士，是不是要将她打翻在地？这岂不是要用暴力的手段来对付不同看法的人？这显然是“武斗”的节奏。

有一个在美国华人中知名度很高的“北美留学生日报”微信公众号，对德文版的翻译者MICHAEL KAHN-ACKERMANN（米歇尔·康·阿克曼）做了严厉的指控：

在这里，翻译者阿克曼被视为“港du”的支持者。按照这里逻辑，一个港du的支持者翻译《方方日记》，其用心还不明显。

上面的一些说法，一方面是误解，另一方面是歪曲。下面会做出澄清。

阿克曼在德国大力推介当代中国文学

很多反对《方方日记》海外出版的人，大概是将预告的时间与出版的时间搞混了。不少人质疑：一本书能在10多天之内就翻译成英文和德文出版？其实，当时预告的就是在6月初出版。也就是说，从日记结束到出版之间有70多天的时间。

1990到1994年期间，笔者曾在德国一所大学东亚系参加一个大型研究项目——“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与经济”。当时海外的政治气氛过来人都是亲历的，此时的阿克曼已经在北京出任德国歌德学院的院长。

阿克曼是当代中德文化交流史上无法避开的一个名字。出生于1946年的他与中国有着不解情缘，娶了中国太太，在退休之后也定居在南京。早在他14岁的时候，一本讲述德国人和中国人在新疆冒险的风景书《大山和小老虎》让他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12年阿克曼在中国。他当时是孔子学院总部特聘专家高级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化年”（2012年，中德建交40周年）特聘高级顾问

阿克曼作为德国著名汉学家，尤其对当代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翻译过莫言的《枯河》、张洁的小说《沉默的翅膀》、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等名作。米歇尔·康·阿克曼也与刘震云、阿城、张洁等很多中国作家都是好朋友。在德国还曾受邀写过一本介绍自己在中国经历的书——《中国就在门前》，在西方发行之后，造成了轰动性的影响。

其中，德文版的《沉重的翅膀》影响最大。张洁的小说于1981年出版，是中国改革初期，反映中国工业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小说着重描绘国家重工业部及其所属曙光汽车制造厂改革进程和纠葛纷纭的矛盾。1985年，《沉重的翅膀》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阿克曼翻译的德文版《沉重的翅膀》，有多种不同的版本

当时的德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了解不多。除了中国官方的宣传文字外，小说《沉重的翅膀》是德国人了解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且，人们可以感觉到，小说的内容更加接近真实，不仅描述了改革大业光明正确的一面，也揭示了这个过程中的阴暗丑陋一面。

因此，我们在研究项目的进行中，时不时就要提到阿克森翻译的中国小说，特别是《沉重的翅膀》。没有这部小说，当时德国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会缺乏很多知识。

主持中国的歌德学院，推动中德交流

阿克曼1946年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1970年到1974年，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汉学、国民经济和政治学。1975年他就到中国的北京大学留学，学习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1972年，中国与当时的西德建交。西德的第一批留学生1973年抵达了中国。两年后阿克曼来到北京。这个时间，中国的文革还没有结束。1977年当阿克曼离开中国时，尽管文革已经结束，但中国的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

当年选择汉学专业的德国学生，应该说都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与向往。此外，那个时候，德国还没有企业进入中国投资。

1988年，第一个歌德学院在北京成立，而阿克曼是创始院长。这是德国第一个在华的文化机构。在此后的16年里，歌德学院一直是唯一受中国政府承认的外国文化机构。从1995年到2005年，阿克曼担任罗马的歌德学院院长。从2006年到2011年退休，他再次担任北京的歌德学院院长和歌德学院中国区（中国大陆和台湾）总院长，负责大中国区的工作。

另外，他在中德交流中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担任“德中同行”项目的负责人。“德中同行”是一个历时三年的德中友好合作活动。2004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德期间，与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就举办旨在促进两国友好合作的“德中同行”活动达成共识。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07年8月28日在南京为“德中同行”活动揭幕。整个活动足迹遍布南京、重庆、广州、武汉等六座中国城市，并于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期间落下帷幕。

德国前总统霍斯特•克勒与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担任“德中同行”活动的监护人。“德中同行”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为主题。活动的目标是，增进德中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长期成功合作奠定基础；开拓德中合作新领域；塑造和维护一个积极的、富于创新的、面向未来的德国形象。

中国网刊登的“德中同行”活动专题

从2012年8月底开始，阿克曼担任德国Mercator基金会驻华特别代表。在此前后，他在北京主持了墨卡托基金会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启蒙之对话”系列活动，旨在促进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自媒体“美国留学生日报”的作者，将《方方日记》的翻译与支持“港du”挂钩，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歪曲。阿克曼2011年已经退休而离开了歌德学院。2014年，香港爆发“占zhong”示威，2019年发生“fan修例”暴乱。

歌德学院是受德国外交部领导的、为德国国家服务的一个文化机构。因此，其政治立场与德国外交部保持一致。外交部可以直接干涉歌德学院的活动和人事安排。如果歌德学院在香港问题上有与中国政府不同的看法，也是遵守德国外交部的立场，与歌德学院本身无关。

再看看出版《方方日记》的出版社

其次，很多人对西方的出版业也不了解。在中国，出版被视为是宣传的范畴，是国家严加控制的行业。但在德国，出版社几乎都是私人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运行，与以赢利为目的的其他公司没有多大差别。也就是说，德国的出版社不受政府控制。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与政府和政客的立场无关。

从这个角度来说，出版社要出版《方方日记》，看好的是此书的市场价值，通俗地说，是为了赚钱而已。

在网络时代，出版行业遭遇滑铁卢。很多出版社关门大吉，印刷的书籍和报刊的销售，举步维艰。所以，在这个时代，出版社更要“经济挂帅”，否则就无法生存下去。

出版《方方日记》的出版社是位于汉堡的Hoffmann und Campe，创立于1781年，是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出版社，在德国享有盛名。在长达240年历史中，该出版社推出很多著名文人和政治家的著作。

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该出版社有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行。所以，将该出版社出版《方方日记》视为“参与策划反华”行动，没有任何根据。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4月16日报道，德国出版方Hoffmann und Campe的发言人布洛姆（Lisa Blum）向德国之声表示，当初公布的《武汉封城日记》的封面是一个为了上线而暂时设计的小样。但就是这样的设计，遭到了部分中国舆论的猛烈批评。

批评声音的主要方向是：德文版《武汉日记》的设计符合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偏见，用黑色的口罩“抹黑”中国；红黄两色加黑色口罩的设计和德国《明镜周刊》今年二月初一期因在封面上主张“新冠病毒中国造”引起舆论激烈反应的封面类似。而且德文版副标题有关“禁忌日记”的说法严重与事实不符。

批评者称，《武汉日记》没有遭到中国官方的封禁。而事实上，《武汉日记》在问世不久后流传于中国社交媒体网络。在包括微信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产生许多版本被广泛转发。转发过程中，有一些版本曾遭屏蔽或删除。

我们看到，出版社后来根据中国网民的意见，对封面做出了修改。请看看下面的图示说明：

最初的封面设计：红底、黑色口罩、黄色字体

在最初预告的德文封面下方的副标题为：来自新冠危机始发城市的禁忌日记（Das verbotene Tagebuch aus der Stadt, inder die Corona-Krise begann）。

出版的封面：红底、灰色口罩、白色字体

出版的封面的副标题改为：来自一个被封锁的城市的日记（Das Tagebuch aus einer gesperrten Stadt）。

在了解到《武汉日记》封面引起的争议后，Hoffmann und Campe出版社和方方本人进行了沟通，做出了放弃第一版封面设计的决定。一般来说，该出版社在为其它非德语国家的作者设计德文封面时，不会征求作者的意见，据称这是该出版社的常规做法。

发言人布洛姆（Lisa Blum）女士特别提到：出版此书“完全不是想挑衅”。

目前，德国最有名的两个图书销售网站，都开始销售《方方日记》德文版。下面是亚马逊网站的网购信息。此书的电子版19,99欧元（6月13日出版），精装版25欧元（首次出货为6月16日），CD光盘19.45欧元。

亚马逊网上的消息

下面是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最大的图书营销商集团Thalia网站的销售信息。提到该书有352页，重547克，5月30日已经上市。目前销售排名在211位。 

Thalia网站的销售介绍

出版社对《方方日记》（武汉日记）的介绍

在这两个网站上，都有出版社提供的此书的介绍。大意为：

这本日记是中国著名作家方方在一个被封锁的城市里写下的，是一份独一无二和感人肺腑的时代记录，记录了与看不见的病毒敌人的抗战和世上最早受灾的武汉人民。

1月25日，方方在一个被彻底封锁的900万人的城市开始在网上发表她的日记。她在封闭的家中报道新冠病毒肺炎的爆发、开始阶段的恐慌和直到成功地控制住了新冠病毒蔓延的整个过程。她讲述了人们的孤独、医院里与病毒英勇搏斗的事迹、病患者的悲惨遭遇、死难者亲属的悲伤和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

数百万人在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每天跟随方方的思考和讲述的历史，从对有关官员在最初阶段的不作为和对疫情的掩饰、愤怒，到对政府在随后几周里采取的果断、有效防治措施的充分肯定。

方方从最底层提供了对此次瘟疫灾难的真实观察，最紧密地贴近在黑暗中的人们，写出了他们的恐惧与困境，以及灾难中的小确幸和富有武汉特色的幽默。

此外，《方方日记》在中国引发了风暴般的争议，争议围绕着如何对待批评的声音和追责展开，这也涉及到中国未来的走向。方方说：“作为经历了武汉悲剧岁月的见证者，我们有义务为那些死去的人争取正义，”

我自己无法从上面的介绍中，看到有“反华乱中”的言论和想法。不知那些极力攻击方方日记在海外出版的人，是否能找出这些文字中的不妥之处？是否有违法乱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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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媒体的介绍

至今为止，德国媒体对《方方日记》（武汉日记）的出版，报道并不是很多。我们就几个重要媒体的报道，做一些介绍。

首先看看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报道。这是一家德国公法电视台，代表德国舆论主流。

报道的标题是：新冠病毒在武汉。来自一个被封锁的城市的日记。

下面的黑色字体大意是：1月底：位于中国中心地带的城市武汉被封城——一个不为人知的病毒开始传染开来。作者方方女士将这一切写入了她的网络日记里——有时也违背了有关当局的意愿。

下面是德国著名的精英报纸《法兰克福汇报》的报道。这份报纸尽管印数不是最多，但阅读者多为企业和政界精英人士，风格典雅和传统。

标题为：方方的《武汉日记》。你们真是要我们晕头转向？

黑体字的大意为：由于她在网络上发表了对武汉的新冠病毒肺炎的记录而进入了中国官方的调查视野。现在她的日记出版了德文版。

德国《世界报》属于德国最大的媒体集团——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立场属于公民保守派，在政治经济方面该报明确倾向于市场经济，是德国最著名的日报之一。

标题：这些日记揭示了武汉的真实。

最后，看看《新苏黎世报》的报道。这是在瑞士苏黎世出版的历史最悠久的德文报纸之一，在德国也富有影响力。该报对中国的报道较多。

标题：武汉的下沉——在新冠病毒瘟疫的中心，方方通过博客日记保留下平民百姓的受伤的真实情况。

黑字提示的大意：在新冠病毒肺炎爆发前，很多人还不知武汉。在武汉封城之后，这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很多事情被埋藏在黑暗中。一本日记记述了幽灵时期，并敢冒激烈和不同的批评声音。

从德国媒体对《方方日记》的评论中，没有看到有人要从日记中找到攻击中国的武器。相反，这些评论更加重视中国有关这些日记的讨论。他们并没有用很多时间和笔墨去关心日记的内容，而是对日记在中国引发的争辩更加感兴趣。也即是说，这些评论者更关注的是，方方和她的日记的命运。

中国已经进入后新冠时代，面临诸多困难和压力。美国在拉拢一些西方国家，脱离中国，甚至还要联合向中国索赔。至今为止，德国政界主流没有发出脱离中国或向中国索赔的声音。在这个时刻，如果一个人真正地热爱中国，就应该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朋友，而不是树立更多的敌人。应该珍惜而不是无端攻击中国的老朋友。
 
在本文结束时，笔者还想提到的是：我们很想采访翻译《方方日记》的翻译者阿克曼先生，听听他的说法。但是，在看到对方方和他气势汹汹漫天盖地攻击时，他不愿意接受采访。面对“网络暴力”他想保持沉默，让作品说话。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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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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